1621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一篇论文中写到：“它（白银）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三百多年后，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把他写入了那本在1998年轰动世界学术界的《白银资本》，并用之来论证至少在1800年之前，中国都是当时世界贸易和经济的中心。

    金融中心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博弈

    据其估算，仅在1500年到1800年的三百年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有一半流入了中国，购买中国的工业品，而中国则用这些资金来发展国内经济。他还接受了另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到1820年前，中国GDP总量一直徘徊在世界总量的20%到30%之间，全球任何一个其他经济体都无法比拟。

    尽管他并没有提及当时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09年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发达的金融市场使阿姆斯特丹继此前的威尼斯之后，在17世纪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使得荷兰成为当时的世界海上霸主。此后，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相继凭借其资本市场，崛起成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并一直引领风骚至今。

    在总结世界金融中心变迁的历史时，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曾总结说，金融中心的博弈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博弈，资本市场则在金融中心的博弈中举足轻重。

    回顾中国近代史，尽管围绕中国在1800年之前是否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颇有争议，但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则为世人所公认的远东金融中心。当时，上海不仅有远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银行、保险、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亦以发达的金融市场著称。

    诚如祁斌指出的那样，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国家经济的强盛。而在最近的20年中，伦敦在与纽约争夺头号世界金融中心的较量中，这一规律也再次显示。主要通过1986年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第一次金融“大爆炸”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混业监管体系为核心的第二次金融“大爆炸”，英国伦敦成功地使自己的金融市场焕发出活力和竞争力。2006年底的调查显示，伦敦证券交易所(LSE)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它不仅是欧洲债券及外汇交易领域的全球领先者，还受理超过三分之二的国际股票承销业务。

    而除了资本市场，伦敦在其他金融交易市场领域也同样出色。伦敦占跨境银行信贷的市场份额从1992年的16%上升到20%，同期的外汇市场交投总额份额从27%升至31%。伦敦在国际债券二级市场的份额达到70%。在迅速增长的信贷衍生产品市场，伦敦的份额则约为45%。这些因素使得伦敦在次年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超过纽约，位列第一。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晓求也指出，资本市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业的核心，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几乎不可能。而通过发展资本市场不仅能够有效带动其他类型金融市场的发展，更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繁荣。

    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是当务之急

    由此可见，中国要想建设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发展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各类金融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年中，通过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与中国良好的经济增长相互动，A股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之一。仅以去年前10个月计算，上海证券交易所筹资总额在全球证券交易所的排名中即位列第六，IPO排名第二，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也由此引发了英美证券交易所争相吸引我国企业到其上市。

    尽管如此，但与英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程度还远远不够。不仅股票市场的容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债券市场的发展更是大幅度落后。受制于基础金融市场的不足，相关的衍生品市场建设亦只能缓慢推进。

    上海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即指出，在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上海其实并不缺金融人才，关键是一个开放、创新、市场化的环境。目前上海金融产品太少，创新太慢，竞争不够充分，这限制了金融人才来上海工作。

    而制约市场发展的关键依然是金融制度的改革，以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等。方星海表示，只要保证上海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一旦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上海就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曾任伦敦金融城市市长的彼得·列文此前指出，考量一座国际金融中心，至少有四大“硬件”：货币自由兑换、衍生品市场的建立、能引导市场的信息、有效的政府监管。与此对照，显然有些“硬件”需要国家层面的许可和开放，比如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衍生品市场的建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之路也许更多需要从金融市场的建设角度着手，尽量使金融市场的资源集中于一地，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和深度。与此同时，推进混业经营，提高交易系统的IT程度，并完善监管亦是打造国际性金融中心的必要工作。事实上，总结伦敦金融城近年来的重新崛起，有效且适度的监管正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未来上海更易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的另一个8小时时区的全球性金融中心。

    中国金融业的“双向开放”

    最近5年，是值得历史铭记的5年。这期间，保险业率先对外开放，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截至2007年底，已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134个营业机构。此后，银行证券保险各类QDII全面开闸；中国银行业在2006年末也兑现了全面开放的承诺。

    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双向开放、平衡发展”是中国金融业与世界金融市场联通的基本态度。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07年底，在华外资法人银行26家，外国银行分行117家，中资银行引进境外机构投资者33家，投资总额212.5亿美元，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总额1.25万亿元。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利用外资余额为823.2亿美元。

    同时，截至2007年末，我国共有5家中资银行控股、参股9家外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60家分支机构，海外总资产达2674亿美元，略大于外资银行在华资产。海外总资产比上年增加406.1亿美元，增长18%。

    在证监会的监管与协调下，证券业履行了包括允许外国证券机构直接从事B股交易，允许设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并从事相关业务等在内的证券业对外开放的各项承诺。截至2006年11月，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共有8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共有24家，有4家外资证券机构驻华代表处成为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会员，分别有39家和19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直接从事B股业务。

    此外，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不断推进。截至2007年年末，管理部门共批准了59家机构的QDII资格，其中，银行23家，保险公司20家，基金管理公司12家，证券公司4家，合计批准的QDII额度为455.88亿美元。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开展合作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先后与外资机构展开了有效合作。

    中国金融崛起改变世界格局

    2006年以前，几乎不会有人相信，中国的银行能够进入世界前10。但就在2006年，工行、中行、建行同时跻身世界银行总市值10强。世界银行业的格局正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崛起而重新洗牌。

    《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评价说，2006年世界银行业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并购重组后的欧洲银行已经在世界银行业中站稳了自己的位置，美国银行业的地位虽然相对稳定，但从资产总额和总市值看，已经受到了欧洲和中国银行业的挑战。相对日本银行的衰退，中国银行业的崛起为亚洲在世界银行业的竞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正在高速成长的中国银行业，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世界银行业发起挑战，并且改变全球银行业的格局。

    其实不仅仅是银行业，中国入世以来所释放的强大能量，正改变着世界经济以及金融格局。正如境外媒体评价的那样：“中国对当今和未来的全球秩序发挥着重要影响”，“中国已不再是大国桌边的客人，它将永远属于这个圈子。”

    随着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提高和投资者的国际化，中国与全球资本市场的联动性也越来越强。有分析显示，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主要资本市场在2005年之前都不是显著相关，而且在2000年－2004年时，与美国道琼斯指数和日经指数是负相关关系。而2005年－2007年，我国资本市场与美国道琼斯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46，与我国香港恒指的相关系数达到0.43的水平，与日本和伦敦市场的相关系数也都在0.15之上。

    当然，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得中国本土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难度加大。周小川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应充分注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因为这些因素将影响目前所实行的政策框架和理论基础，中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

    全球环境恶化期待协调机制

    而事实上，由于次贷危机所带来的美国经济走势放缓，正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这种联动性，还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速、流动性状况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波动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不同程度地放松了货币政策。

    受次贷危机影响，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剧烈，美元兑主要货币出现较大程度的贬值，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局面有所改变。各国政府被迫联手进行干预，美、欧、日、澳的央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累计注入超过3000亿美元，但全球信用紧缩的状况仍然存在。

    而业内人士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有所调整。发展中国家受内需增长和贸易顺差支撑，经济增长相对持续，但资产泡沫的问题将加大经济的波动性。受美国金融市场信心危机和国内通胀压力的影响，中国银行业将面临挑战。信用风险成为首要风险，市场风险已经是现实风险，流动性风险则是必须关注的风险。在次贷危机结束，对发达金融市场投资再次开始之前，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宏观经济挑战。

    为此，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日前在大英博物馆发表演讲，呼吁世界各国监管机构面对最近的金融动荡，应迅速采取协调行动。他同时建议各个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要负起管理风险的责任和义务，应强化各国的监管机制，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紧密合作，高效并有效地互换信息，防范风险及其蔓延。

    此外，为防备因次贷危机扩散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确保亚洲金融、货币、汇率体系的稳定，日前中日韩和东盟联合发起了一项初始规模为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基金。

    国际金融中心已日趋多极化

    美国尽管仍旧保持着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而导致的欧洲金融业的再度繁荣，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总量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而且其增速也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国际金融中心多极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对此，专家认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步伐也应随之加快，如果机会把握得好，中国也有望成为全球金融中的一极，而目前中国良好的发展态势也正为中国提供着难得的机会。

    在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环境下，新兴市场国家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中国和印度就是最好代表。中国保持了长达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增长率在9%左右，2006年时已是世界第四位经济大国。新兴市场国家不仅总量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高，而且其增速也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水平。因此，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已经确立。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对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说，继续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是当务之急。为此，专家也建议说，在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开放方面，首先要提高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市场环境，拓宽境外机构在境内的融资渠道，继续推动合格境外机构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投资活动。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则提出，资本市场领域的对外开放必须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证券业和资本市场开放步伐，应该与整体经济开放相适应，与整个金融市场开放相配合，和外汇体制的改革相协调，开放程度应该与市场的发育程度、监管能力、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要注意开放的程度、速度与市场可承受程度相统一。

    中国金融业机遇和挑战并存

    全球经济发展的动态表明，“不确定”因素是我们当前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而“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也难在“不确定”上。对外而言，中国如何应对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如何在出口放缓的情况下，保证GDP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业务交叉、跨业经营不断增加，以及国外金融资本的不断进入，现有的银行监管体制也面临挑战。为防止监管重复和监管真空，当前需要站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金融安全的高度，从改进监管协调机制、完善主监管制度等方面进一步改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

    此外，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相比，与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新兴市场相比，以及与境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从市场规模、结构到市场效率，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到证券期货服务机构的管理水平，从交易所竞争力到各种基础设施的效率，从法律法规的完备性到执法的有效性，都存在着严峻的挑战。证监会官员也坦言，中国的资本市场整体规模有待扩大、结构有待完善；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整体实力有待提高，内部治理和外部约束机制有待完善；证券公司综合竞争力较弱；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机构投资者规模偏小，发展不平衡；法律、诚信环境有待完善，监管有效性和执法效率有待提高。